嘉靖年间，明世宗沉迷方术，有个道士陶仲文向世宗敬献“长生药”而得幸，官至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兼支大学士俸，封号更玄，乃“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是也。其实，这所谓长生药便是春药，时人早指出：“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就是说，所谓“长生”无非淫乐纵欲的体面用语。
陶道士不是第一个以秘方见幸嘉靖者，此前还有一个叫邵元节的同行，“亦至封伯官三孤，亦得四字谥，但以年稍不久，故尊宠大逊陶。”不过陶道士的春药倒真的很有效，估计效能不逊于当今的伟哥，故而皇帝和他几乎是称兄道弟，“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其荷宠于人主，古今无两”。
那么陶道士究竟是何秘方呢？沈德符在《万历野荻编》中有载：“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人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铅，云久进可以长生。”也就是说，秘方可以让皇帝金枪不倒，每晚驭女(服药)N个，而且还多是10岁左右的幼女。“长生”的谎言下，掩盖的乃是最放荡最无耻的兽行。
既然皇帝的荒淫外面有一层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的包装，那么，荒淫也就有了政治上的严肃性，敬献秘方乃至秘方见幸自然也就有了极为正当的理由——这可是功在社稷的爱国行为啊。大家不是每天都喊“万岁，万万岁”吗？现在皇帝要长寿，要万寿无疆，谁敢反对？
纵欲既有道教的理论基础，又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可以用来交换权力财富。于是风气蔓延，从宫廷到官府，而至民间，举朝上下，争谈秽幉。春药、房中术上可以登龙，下可以致富，一时间成了为社会所追捧时尚。陶仲文之后其他的如应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参议顾可学等，皆以进方药而得飞黄腾达。御史万安“初因年老病阴痿，得门生御史倪进贤秘方，洗之复起，世所传为洗御史是也”，靠敬献这个秘方，此人居然一度爬到内阁首辅的位置。
这两年电视里有句经典台词：“收礼还收脑白金”。我不清楚这句几乎把人耳朵听出茧的广告辞最终是不是达到了商家要求的效果，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把那个什么“脑白金”当礼品送人，不过在嘉靖万历时代，“收礼还收长生药”倒真的是风尚，“长生”用品作为变相行贿或感情投资的最佳馈赠品，比银子还管用，呵呵。
万历初，抗倭名将谭纶“受其术于仲文，时尚为庶僚，行之而验，又以授张江陵相”，结果一跃而为大司马。不过他的秘方不太到家，“谭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女而败，自揣不起，遗嘱江陵慎之”。另一位声名更为卓著的戚继光也曾干过同样的事，然戚继光搞来的春药比谭纶的更猛，“药虽奇验，终以热发，(张)至严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虽承命赐暖耳，无一人敢御。”连张居正这样清醒精明而有大才干的政冶家在欲望上都显得如此贪婪，就不用说其他一班随波逐流的政府官员了。正所谓“盖陶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哲相，俱堕其彀中”。
对那个纵欲时代，李文先生在其《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中这样写道：“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院*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淫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淫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淫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
我发现一个现象：大抵道德萎靡，世风日下的时代，人最基本的原始欲望是最为膨胀的，这是因为历经长期严酷的专制政治重压，时代精神丧失了积极进取，只余下了轻狂浮躁。人们对眼前的处境不满，对未来又不报希望，也不再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建功立业存有幻想，况且，道德规范一般首先是作为被社会共同认可的规则出现的，若人们连对社会的归宿和认同都没有了，自然无法指望他还会遵守那些戒律。于是，丧失了信仰和理想之后，享乐成为生活的依藉，欲望成了生活的目标，在此之下，人性的原始本能被放大了，迅速膨胀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去追逐声色。以此作为回归个体的基本途径。
